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

一场公共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怎样去平息舆论的怒火，而是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将目光放到我们更加珍视的价值与规则之上。

《“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工伤赔偿难的“对症药”》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黄自强律师说：“我国《刑法》在1997年做过一次修改，1997年以前，用的是1979年制定的《刑法》。根据从旧从轻的原则，1992年的案子，应该按旧法判。”